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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给我这个定义的人，是母亲工作单位那个姓陈的老院长。他是个曾经留洋在德国学习过精神与心理医学的老医生，文革之后，从省城被下放到了九镇，文革之后，也一直不愿意再回到省城，就留在这里，做了一个副院长，直到退休。

　　母亲说，那天凌晨，我回家之后，就没有再说过话，也不睡觉，也不吃饭，什么都不干，就是一个人安安静静地坐在某处，一坐就是一天。

　　母亲说，她吓怕了，也恨极了，打我，两耳光打得我嘴角都出了血，我还是那样坐着，没有丝毫反应。

　　母亲说，当时我的那种眼神，是她从来没有见过的眼神，谈不上多空洞，但却是绝对的陌生，这不是属于她从小养大的三儿子的眼神。

　　那个星期里面，母亲请了道士，办了法场，想请医生，却又不敢声张，怕左邻右舍的知道我疯了，那个年代不是一个把精神病人当病人看，而是把精神病人当丢人看的年代。最后，没有办法之下，她想起了单位里已经退休的陈院长。

　　老人看了之后，告诉我妈妈，这个就是蜡样屈曲，还很轻微，趁早送到大医院就诊还来得及。

　　母亲快要崩溃了，她和父亲商量，从不喝酒的父亲喝了一晚上的酒，第二天告诉母亲说，明天就把我送到省里去治病。

　　结果，当天，父亲上班的时候，我醒了过来。

　　其实，也不是醒。

　　因为，我根本就没有不醒，我只是在想，我只是在想的时候，没有注意到时间，我只是已经想通了而已。

　　但是，确实也是醒。

　　因为，母亲说得对，那一天之后，我就已经不再是她熟悉的那个三儿子了，我也再不是所有人熟悉的那个姚义杰。

　　真正的我，埋藏的我，压抑的我，在彻底想通应该怎么去面对这个世界之后，我醒了过来。

　　在九镇，有一条河，河边有一片白杨林，白杨林边上还有一片芭茅。在环境污染还没有如今这么严重的年代里，树林与芭茅丛中经常都会有很多的鸬鹚、白鹤、野雁。

　　那一个星期，我其实，都是坐在那里，一个人，静静地，晒着太阳，想着那一晚的一幕幕，也想着我人生二十年中的一幕幕。

　　为什么，我从来都不承认自己疯过，不是因为我要面子，不是因为我怕人耻笑。在我一生中，我做过很多不要脸的，为人所不齿的，疯狂而邪恶的事情，它们的程度都远远要超过我静坐于家中的那一个星期。

　　我打心底就完全不承认的真正理由是因为专家说，精神病人的思想是混乱的，无序的。而我不同，所有的一切，在我的脑海中，都是一丝一条，脉络清晰。我只是像一个旁观者，观看并且思考，所发生的一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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