的外衣，故“以儒为表，以法治国”便最受统治者的欢迎。
而对于商道，可以说，在华夏这块土地上，在整个封建社会历程，从来就没有重视过。
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？
其实杨帆也不知道根源，但他认为这不仅仅是独尊儒学这么简单的原因。
或许可以归结为大多商人重利为世人说不喜……
可这样也说不通，要知道，即使其他杂学也很不受待见，但还是有很多成功案例的。
整个封建社会，医学大师、农学大师不说随处可见，但还是有不少的，唯独古代的“企业家”却罕有留名者。
在杨帆看来，出现这种结果其实跟封建社会的眼界和偏见有关。
科举考试只考四书五经，大家当然都争先恐后地学习四书五经，学习的是满口仁义道德的圣人之道。
对于商道这些小道当然是瞧不起。
杨帆之所以敢于将商学加入到科举考试的科目里，自然要打好腹稿应对疑问。
儒家子弟自以为是唯我独尊的臭毛病可不是学了八股文之后才有的。
因为儒家学说的内容是一脉相承的，是受到了阉割版的‘圣人’思想影响的结果。
如今杨帆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把商学（经济学）纳入科举考试的一部分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。
在杨帆看来，即便不能将商学作为科举的主科之一，亦要将之添加进去，让天下百姓意识到这门学科的重要性。
于是杨帆反问道:“请问魏老，你说我们大唐是否只需要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人才？是否读圣贤书的人都能忠君爱国？”
没料到杨帆会如此反问，魏征略一沉吟，说道：“不可否认，国家的发展离不开各行各业的贡献，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，读圣贤书者，大多属于忠君爱国的青年才俊。”
似乎早已料到魏征会如此回答，杨帆笑着问道：“既然读圣贤书者并不一定都是忠君爱国之辈，若我们只在乎四书五经这种高大上的东西，从而忽略了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小道，岂不是有失偏颇？”
“更何况，若忠君爱国的先决条件便是必须学习四书五经儒家典籍，那岂不是有悖于平等、仁爱、包容的圣人之道？”
“而且魏老也说了，科举考试的目的是选拔忠君爱国的年轻才俊，但只读圣贤书的年轻才俊并一定能治理好国家，我们何不让一些‘杂学小道’为帝国效力。”
这番话让众人震撼不已！
因为这是他们一直都不敢想象的，已经颠覆了大家的认知。
长孙无忌顿时插话道：“忠义侯，你年轻见识少，考虑不周也理所当然。”
“学习四书五经不一定忠君爱国，但是不学习四书五经大抵都不知何为忠君报国。”
“所以，我认为以四书五经儒家典籍为考试的主要方向，方才是重中之重。”
“至于商道，实乃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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